這一轉變也深刻重構了男性之間的關係。
在母系社會,男性的核心親屬關係是橫向的「兄弟-舅舅」聯盟;而在父權制下,縱向的「父親-兒子」軸心成為了權力與財產傳遞的絕對主幹。
這使得男性也從自由的「游離者」,被捆綁在「丈夫」與「父親」的責任枷鎖上。
多維證據鏈下的轉型圖景
這一宏大的社會轉型並非臆測,而是得到了多學科證據的支持。考古學發現,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,隨葬品開始出現明顯的性別與階級分化。
象徵軍事權力的石鉞、玉戈和象徵祭祀權威的禮器,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高等級的男性墓葬中,顯示了性別角色與權力結構的固化。
對現存母系社會(如中國瀘沽湖畔的摩梭人)的人類學研究,則為我們提供了活態的參照。
摩梭社會的「走婚」制度及母親為核心的家庭結構,證明了母系社會並非必然向父權制過渡。這些案例的存在,有力地駁斥了社會進化的單一線性史觀。
此外,從生物演化學的角度看,男性的親代投資並非天生。
父權制通過建立「父職」角色,並賦予其沉重的社會責任與文化榮譽,才成功地「馴化」了男性的生物學本能,將其塑造為家庭財產的創造者與守護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