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力推改土歸流的鄂爾泰(1677-1745)。圖源:網絡
歷經多年強力廢改,最終在雍正時期(1722-1735年),番薯、玉米、馬鈴薯等農作物也開始大規模挺進改土歸流地區,而回溯根源,正是得益於番薯、玉米和馬鈴薯促成的人口大爆炸,才反過來在雍正時期,促成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運動。
因為以往這些土司統治地區多處山地,很難種植水稻小麥,但現在有了適宜山地種植的番薯、玉米和馬鈴薯,山區的土地,自然倍顯珍貴了。
在康雍乾時期番薯、玉米的廣泛種植下,中國的糧食結構,也發生了重大變化。
在清代以前,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一直是水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、粟等五穀雜糧,一直到明代,中國的糧食構成還一直是延續宋元時期的以水稻和小麥為主的格局。明末的宋應星(1587-1666)就在《天工開物》中寫道,明末社會的主要農作物70%仍然是水稻,然後小麥、黍、粟等占30%左右。
到了清代,隨著番薯、玉米、馬鈴薯等三十多種美洲農作物在全國的推廣種植,番薯、玉米也得以加入到了主要糧食作物行列,並與其他雜糧一起,共同構成了全國糧食產量的三分之一。
至此,歷經從明朝後期開始的延續傳播,在以水稻、小麥為主的糧食作物結構下,番薯、玉米、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也開始進入到了中國人的餐桌之上,而在明清和民國時期,在贛南、湖北襄陽等山區,百姓甚至常年以番薯和玉米作為主食,一年到頭很少吃稻米,「或終歲不米炊,習以為常」。
最終在番薯、玉米的廣泛種植和有力支援下,中國的人口,也從明朝萬曆年間(1572年-1620年)的約1億人口,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的3.13億,到了道光三十年(1850年),又增長至4.3億。
而追溯中華民族繁衍強大的根源,番薯和玉米的進入與傳播,實在居功至偉。
到了乾隆晚年,在北方致力於推廣番薯種植的陳振龍的五世孫陳世元,在自己福州的家中,寫下了記錄自己家族幾代人傳播番薯種植的《金薯傳習錄》一書。
在民間,福州老百姓為供奉陳振龍,特地修建了一座先薯祠,以示紀念。
因為在老百姓看來,別小看了那一根漂洋過海而來的番薯藤,那可是先驅們,為我們民族帶來的偉大希望。
參考文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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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南:《從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傳入看外來農作物傳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》
王思明:《美洲原產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產結構的影響》
曹玲:《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