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錢，此人一句話沒問就說：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

但杜月笙不是輕易服輸的人，他依然是上海灘的「大當家」，黑白兩道通吃，地頭蛇就是再沒官職，也有千軍萬馬。

於是，他將眼光放在另一場政治較量上，市參議會議長的選舉。

這場選舉，民國政府打著「民主」旗號對外宣稱「公正公開」，實則各方勢力暗流洶湧。

杜月笙深諳此道，在選舉前夕頻頻出現在酒樓飯莊，與各路「代言人」密會，一方面許以厚利，另一方面放出風聲「誰不支持杜先生，將來日子恐難安生」。

他的影響力之大，使得不少選票主動向他靠攏。

最終公布的結果毫無懸念，杜月笙高票當選為市參議會議長。

只是這場得意，轉瞬即逝。

不久，一記悶雷炸響，杜月笙的心腹萬墨林被警備司令宣鐵吾突襲拘捕，罪名是「囤積居奇」。

消息一出，黑白兩道為之震動，杜月笙立刻明白，這不是清理黑市，而是有組織、有目標的打擊行動。

緊接著更重的一錘砸下，蔣介石通過密信傳達：「議長一職，由潘公展擔任更妥。」

這幾乎是明牌打臉，逼杜月笙下台，杜月笙雖惱怒，卻知形勢已非他可掌控。

幾經猶豫，他終於宣布辭去議長之職，避而不談退讓原因。

此後，街頭風聲驟變，「打倒三大流氓」的標語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

那些曾對杜月笙畢恭畢敬的手下也悄然收斂行跡，昔日掌控上海半壁江山的「皇帝」，如今連一個議長位置都坐不穩。

眼見局勢每況愈下，杜月笙不得不做出抉擇。

政治不是江湖，利益面前，誰都是棄子。

流亡香港江湖散

1949年，帶著一腔鬱鬱不平，杜月笙舉家離開了上海，不再有往昔的意氣風發。

到了香港，杜月笙起初仍保留著昔日大佬的派頭。

他在港島租下豪宅，每日賓客盈門，車水馬龍，談笑風生，可惜，風光背後早埋下了衰落的種子。

在上海時，他以「三鑫公司」控制法租界鴉片轉運，又通過「中匯銀行」掌控金融命脈，錢財如潮水般湧入。

可到了香港，失去後台和地緣優勢，他便如離水之魚，難以適應。

再者，一大家子三十餘口的吃喝用度，延續著上海的奢靡舊風，從餐桌上的鮑參翅肚，到女眷衣箱中每日更換的旗袍首飾，再到定期召開的「敘舊宴席」，杜府的開銷每日如流水般消失。

他或許始終相信，江湖講究一個「情」字。

昔日自己仗義疏財，救人無數，如今稍有拮据，向老朋友借點周轉資金，當不在話下。

於是他先後託人發信、登門、致電，請求舊日門生、政要、商賈相助，他以為只要開口，對方自然會報恩，但現實如冰水當頭。

昔日一聲「杜先生」喊得山響的熟人，接到信件多以「尚在商議」、「暫無餘資」推脫，有人甚至連面都不見，轉由門房回話，說「東主近日出國」，語氣冷淡。

彼時的香港，正是舊勢力洗牌、新秩序初建的年代。

大陸來港的政客、富商、學者比比皆是，而杜月笙雖有名氣，但早已沒有了實權地盤。

他的「青幫背景」在此地不值一提，港英政府對其存疑，香港黑幫則各自為王，根本不買他的帳。

他以前或許存的是交情，可惜，現在這世道，情義這東西也得看市價。

為了支撐日常開銷，他被迫陸續變賣在上海留下的幾處房產與地皮。

可這不過是是「飲鴆止渴」，錢總有花完的一天，果然，這些資產所換來的資本被迅速消耗，所剩無幾。

那段日子，杜府的景象漸漸冷清，連管家也開始精打細算。

那一年，杜月笙六十有餘，身邊只剩下寥寥幾個舊仆和妻小。

他沒有徹底跌入貧窮，但已無力維持曾經的高光生活，他親歷了江湖散盡、人情冷暖，他失去了金錢、失去了地位，也失去了信心。

可也正是在這種絕境中，他再次想起了一個名字，劉航琛。

正是那份早年結下的恩義，成為他命運轉折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一紙支票顯人性恩仇

選定日子，杜月笙一身素凈長袍，坐上老舊的黑車駛向劉府。

到達門前，僕人認出他，趕忙通傳，不一會兒，劉航琛親自迎了出來，神色清朗，步伐穩健。

二人對坐，寒暄未幾，杜月笙開門見山：「今日來此，是為借款。」

他眼神坦然，語氣中帶著一絲尷尬，但沒有卑微。

劉航琛聞言未作多言，從抽屜中取出一張空白支票，輕輕放在茶几上，語氣平穩卻鄭重地說：

「杜先生，150萬以下，隨便填，若是更多，事先告訴我一聲就行。」

杜月笙一時間未語，這種毫無條件、毫無顧慮的信任，早已不多見。

他沒有濫用這份信任，只取所需，足以維持數月家中生計，劉航琛沒有問他借款的去處，也不在乎他何時歸還。

1951年，杜月笙病逝於香港。

他去世前燒毀了所有別人寫給他的欠條，還告誡子孫，不要追回欠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