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前罵名遍天下，死後卻成民族之光，他的名字如今已鮮為人知

生前罵名遍天下，死後卻成民族之光，他的名字如今已鮮為人知

馬相伯，今天我們提起他，很多人一臉茫然。

然而這個人曾經可是名揚天下，只不過是惡名。

他被罵成「漢奸」「國賊」，臭名遍天下。

可如果你真的把他就此比作秦檜、汪精衛、德王之流，那你就把他想簡單了。

人家可是復旦大學的創始人；蔡元培、于右任、李叔同、陳寅恪這些如雷貫耳的大師，要麼是他的學生，要麼受過他的提攜和影響，尊他為師長；他92歲高齡投身抗日，演講、賣字籌款，用百歲生命為國家吶喊……

你可能會更加困惑：

這樣一個「民族之光」級別的人物，怎麼會和「漢奸」這種詞扯上關係？

被時代誤解的「賣國賊」

馬相伯的「漢奸」罵名，主要源於兩件事，而這兩件事，都和他進入李鴻章幕府，投身洋務運動的生涯有關。

第一件，是那筆「消失」的巨額貸款。

大約在1886年，清廷搞洋務，要建海軍，缺錢。

李鴻章派馬相伯這個精通外語和西方事務的人才去美國籌款。

馬相伯不負眾望，憑著過人的才智和口才，竟然說服了24家美國銀行，談成了一筆高達5億元的巨額貸款。

這是什麼概念？這筆錢在當時足以打造一支亞洲頂級的艦隊。

然而，消息傳回國內，朝堂之上炸了鍋。

御史們紛紛上書彈劾，罪名是李鴻章「勾結洋人，出賣國家」，說這筆貸款是引狼入室的陰謀。

在那個普遍排外、視一切「洋務」為洪水猛獸的年代，這種指控極具殺傷力。

最終，清廷迫於壓力，否決了這筆貸款。

馬相伯辛苦奔走換來的成果化為泡影，自己還被報紙痛罵為「漢奸」，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

他想用外國的錢為中國辦事，卻被自己人當成了敵人。

如果說這件事還只是事業上的打擊，那麼第二件事，則直接刺穿了他的靈魂。

1895年，甲午戰敗，李鴻章作為代表赴日本馬關談判。

馬相伯因為精通多國語言，作為翻譯隨行。

我們都知道，《馬關條約》是一個何等屈辱的條約。

當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，全國上下一片沸騰，所有的怒火都傾瀉在談判代表身上。

李鴻章首當其衝，而作為他身邊最顯眼的「洋務幹將」，馬相伯和他的哥哥馬建忠，也一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，被斥為「賣國賊」、「漢奸」。

民眾的憤怒可以理解，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，沒人會去深究一個翻譯在談判桌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。

他們只看到馬相伯出現在那個喪權辱國的場合，這就足夠了。

這種來自整個社會的口誅筆伐，已經讓馬相伯痛不欲生。

更致命的打擊來自家庭。

他的母親，一位虔誠的教徒，本就因他脫離教會而心存芥蒂，如今又聽說兒子參與了「賣國條約」，在巨大的羞憤和悲痛中，臨終前拒絕見他最後一面。

至親的隔閡，比千夫所指更傷人。

這成了馬相伯一生都無法癒合的創傷。

他想救國，卻被國民唾罵；他想盡孝，卻被母親拒絕。

這種深不見底的孤獨和痛苦，徹底擊垮了他對政治的熱情。

他意識到，在一個沉睡的、封閉的國度里，想要通過官場和外交來實現「自強」的理想，無異於痴人說夢。

傾盡所有，只為點燃一支火炬

心灰意冷的馬相伯，在60歲那年做出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決定。

他將自己名下所有的家產——位於松江、青浦等地的3000畝良田和所有房產地契，全部捐出，要創辦一所「中西大學堂」。

他的邏輯很簡單：政治救國之路走不通，那就從根上做起，教育救國。

他有一句名言：「自強之道，以作育人才為本，求才之道，尤以設立學堂為先。」

1903年，馬相伯租用徐家匯天文台的舊址，創辦了震旦學院。

他親自擔任院長，並立下了「崇尚科學、注重文藝、不談教理」的校訓。

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。